1.“十四五”能源规划是否需暂缓？

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全球化、长期化给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带来极大不确定性。对能源领域来说，一是需求难以预测，包括需求下跌的程度、延续的时间、恢复的节奏、疫后的情景等， 此刻都缺乏做预测的基本依据；二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被改变，如出口附加的能耗、非必要消费的能耗、大宗原材料的贸易与物流等，这些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，此刻也难以预测；三是很多基本情况、基本问题还在演变，形势不明， 缺乏共识，决心难下。显然，在此背景下，预判 25 年的能源发展非常困难，若将这些相当勉强的预测规划进一步分解强化为计划与行动， 无疑是不充分、不严肃的，理应慎作为、等一等。

因此，能否暂缓“十四五”能源规划，将更多精力用于近半年或近一年尺度的事情，同时进一步跟踪研究、不断调整完善，待时机成熟、共识充分再行定稿发布？

2.我国需要什么样的“能源自给”？

当前，除了低碳口号，还有“去煤化”和“控减油气”口号。其中，“去煤化”往往借助环保、减排等理由，“控减油气”则往往出于能源、能源自给等理由。二者的共同目的是建立一个以电网为核心平台、风能光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（以及核电）占高比重的能源系统。

排除部门利益竞争及资本市场博弈等因素，这样的构想，初衷是美好的，但合理性不足， 遑论可行性：一是，本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揭示，越是精密衔接的产业链，对外界冲击的适应性越差，而超大规模现代电网供需瞬间平衡、物理渠道单一、无法大量贮存、链接元件过多等因素都使其抵抗非电力冲击的能力变弱。二是，中国煤炭清洁的利用方式恰在发电领域，值得大力整治减排提效的则是散烧等非电力应用，发电结构“去煤化”不值一驳。三是，中国油气大的应用场景并非军工军事或交通， 而是钢铁有色化工等高耗能产业，优先消耗境外资源是产业升级的结果，在维持较高油储、努力争夺定价话语权的前提下，不仅不必人为压减进口，反而更应扩大进口，有意识保护国内油气资源。

总之，中国在持续提高电气化水平的同时， 一是要坚持品类多样化、来源多路径、发展多模式、渠道多选择的大国能源战略原则；二是要保持极限应变能力，基础网络多样化，分层分区可解列再平衡，适应潮流大规模纵深转移；三是要扎实持续提高能效，在当前消费临近达峰之际，将更多政策资源用于存量的优化与升级；四是要深度储备，即储备产品+储备资源+储备产能+储备技术+储备队伍。

3.能源产业如何抓住高水平城市化的契机？

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风险提高，中国经济暂转内向，侧重加强投资与拉动内需的概率同步增大。09年四万亿规模的“铁公基”模式救市中，能源产业借重化工业实现反弹，但“十四五”期间重复上述模式的可能性较低，与高水平城市化相结合才是中国能源的新契机。